地方政府GDP政绩观下的产能扩张冲动，被认为是落后产能淘汰速度大大低于新增产能增加速度的最大因素。

　　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近期公开表示，钢铁行业对地方GDP、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度很高，因此各地均将其列入支柱产业，调控难度极大。

　　“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企业产能扩张、阻碍本地企业退出或被兼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使得中央历次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无法落地。”苗长兴说。

　　中投顾问冶金行业研究员苑志斌也向《支点》记者表示，目前有很多新增项目只是单纯地复制了原来的产能，或在原有产能之上进行扩建，“主要是一些企业私自上马的项目。”

　　那么，这些被地方政府变相助推的产能，到底源自于哪些企业?

　　“国家一调控，国有企业就限产了，而这块市场会被民企趁机抢占。”武钢集团外宣办主任孙劲对本刊记者说。

　　武钢集团投资达400亿元左右的防城港项目以及宝钢集团的湛江项目就是典型案例。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限产限批，防城港项目苦等8年，才在去年5月28日宣布开工建设，随后宝钢湛江项目也宣布开工建设。

　　“这个时候开工，对于武钢和宝钢来说，都已错过最佳时机。”孙劲感叹道。

　　尽管国有企业有所怨言，但这也表示调控措施确实起到了效果。而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民营企业新增产能的脚步比国企走得更加迅速。

　　今年上半年，民营钢企产钢2亿吨，占全国总量的51.5%，同比增长9%，比全行业增长的平均水平要高1.6个百分点。

　　要明白民营企业增量的由来，就必须关注政策背景。按照国家以产能和规模作为淘汰标准的规定，各地要在2011年关闭400立方米以下的钢铁高炉。

　　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会长蔡进表示，拥有400立方米以下的钢铁高炉，主要是中小型民营钢企。“为应对这一政策，企业大多是拆小建大。如拆掉4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，然后就建起800立方米或1000立方米的。”

　　如此一来，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，反而倒逼这些企业把规模做大，但为保证当地经济、社会效益，地方政府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　　而当钢企被动扩大产能，资金链严重告急之时，银行信贷大门的关闭，形成了另一种倒逼因素。

　　一位钢企高管将两三年前的情况比喻为“银行恳求钢企”：“钢企如果运营不佳，银行为防止坏账率升高，会主动找上门来，表示‘我们可以继续放贷，但你们千万别减产’。”

　　近两年，情况则变为“钢企恳求银行”。“如果没有正常生产，就很难通过抵押获得贷款，这也让我们产量‘停不下来’。”这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。

　　刘海民表示，目前的落后产能淘汰政策并不科学，“促使民营企业成为产能扩大中的‘主力军’。”